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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文化与中医
在周代及春秋战国时期，先贤将香气视为高尚与美好的象征。《尚书》中记载：“至治馨香，感于神明”，而《孔子家语·六本》亦云：“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”。那时，香疗之术渐受重视，成为日常礼仪的一部分。
《礼记·内则》记载：“男女未冠笄之际，鸡鸣即起，盥洗漱口，梳理发髻，佩戴饰物，香囊随身。”此容臭，即后世所称香囊、荷包。再看《大戴礼·夏小正》中“五月蓄兰，沐浴兰汤”的习俗。可见，当时佩戴香囊、沐浴兰汤、互赠香品已成为一种风尚。
香疗法的运用在《山海经》中亦有所记载，诸如“薰草，叶似麻茎方形，花赤实黑，香若蘼芜，佩戴可疗皮肤病”，又云“迷谷，形似谷纹黑，花光四射，佩戴可免迷失”。据此，佩戴薰草香气似蘼芜，可疗皮肤病；佩戴迷谷，则能使人神清气爽，不致迷失。
屈原《离骚》描绘了古人披挂江离芷草，佩戴秋兰，采集木兰宿莽；搜集申椒菌桂，不只珍视蕙草茝；种植兰蕙，培育留夷揭车。九歌中亦述及兰蕙入肴，桂椒酿酒，兰芷制汤，桂木为栋，木兰为椽，辛夷白芷饰楣。香药种植与香疗习俗，当时已蔚然成风。
秦汉之际，封建秩序得以稳固，华夏版图实现大一统，科学文化及生产力迅猛进步，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升。尤其是汉使张骞开辟西域，丝绸之路的贯通，催生了前所未有的中外文化交流盛况。彼时，印度、阿拉伯及欧洲等地香料纷纷传入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香药及香疗技艺。
昔日，香料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瑰宝。汉制《汉官曲制》记载，“尚书郎手握香兰，疾步丹墀”；“口含鸡舌香，伏案奏事”（见蔡质《汉官仪》）。《香谱》中提及：“金日磾侍奉，为求衣饰香洁，特制香带，武帝甚悦”。博山香炉初制，风行一时。宫中熏香、佩香、浴香，成为日常。
《赵飞燕外传》中提及赵飞燕沐浴于五蕴七香汤。《太平御览》收录东汉秦嘉致徐淑书，言及“选四种佳香，各一斤，以除污秽”；“今赠麝香一斤，以驱邪气”。正如司马迁在《史记·礼书》中所言：“稻梁五味以养口，椒兰芬茝以养鼻。”
自魏晋时期起，香疗被视为尊贵之选，香药因而更显珍贵。魏武帝曹操亦对香药情有独钟，曾下令：“若房屋不洁，当焚枫胶与蕙草”。彼时，迷迭香自大秦传入我国，宫中移植于庭院，魏文帝曹丕与陈王曹植，亦曾为其赋诗。
《肘后备急方》中首次收录了香身、香脂、涂发香泽及薰衣香等香疗秘方。北魏时期，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详述了香粉的制作技艺：“香粉之制，丁香气最胜，置之粉合，自生芬芳。”南朝范晔所著《和香方》堪称香疗方法之集大成者。
隋唐盛世，宫廷内外，王公贵族与民间百姓，香疗之风盛行。宫室弥漫薰香，香袋随身，衣物染香，沐浴香汤，妆饰香膏，品香茶等，香疗方法繁多。腊日之际，君王赐臣香药、香脂等香疗佳品。孙思邈《千金要方》与《千金翼方》收录众多香疗秘法。他言：“面脂手膏，衣香澡豆，贵胜仕人，皆需之”。唐代香疗法应用之广，可见一斑。
宋代，香疗之术臻于鼎盛。得益于中药成药的广泛流传，香疗法的普及，加之佛教、道教的盛行，焚香敬佛、祀神之习蔚然成风，香药用量显著攀升。诸如苏合香丸、安息香丸、丁香丸、鸡舌香丸，沉香降气汤、龙脑饮子等，品种繁多，不胜枚举。
康熙年间，陈梦雷编纂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及张玉书所著《佩文韵府》均收录了香疗篇章。在《慈禧光绪医方选议》中，收录了慈禧、光绪御用的香发、香皂、香皂、香浴及香丸等多种香疗方剂，可见清宫内香氛弥漫。
《周易·文言》云：“与天地同德，与日月同律，与四时同序，与鬼神同吉凶，先天而弗违，后天而奉时。”合香，古香道之极致，盛于唐宋，今几近绝迹。此香，由百炼名贵香材精炼而成，原材本身即为珍贵药材，调五脏、养气血。
卓越的合香，其奇妙之处远超常人所能体验，非亲身经历难以置信。古语有云，佳香如灵丹，能助人祛病疗疾，启迪智慧，悟道成真，绝非虚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