藏象学说的形成与近代简史表

藏象学说的形成与近代简史表

藏象学说的起源，可追溯至我国最早的医学巨著《内经》。彼时解剖学的直观认识，为藏象学说奠定了形态学基础。《灵枢·经水》载：“八尺之士，皮肉可量，外可循切，其死可解视。脏之坚脆、大小，谷之多少，脉之长短，血之清浊，皆有大数。”此段文字表明，《内经》时代已将解剖知识融入医学，所载人体脏腑位置、形态等，实为古代医家对人体解剖的真实记录，与现代解剖学数据相近。此外，古代医家通过长期实践，对脏腑功能及脏腑与官窍的关系认识，已超越解剖范畴。

在生活实践中，若饮食过量，腹部便觉胀满，由此领悟脾胃位于腹中，胃主收纳食物，脾主运化，负责消化水谷；若人体受凉，常感寒邪，易引发恶寒、发热、咳嗽、鼻塞、流清涕等症状，这便让人联想到肺位于胸中，与皮毛相合，开窍于鼻，风寒侵袭，皮毛受影响，进而影响肺，导致上述症状。这充分表明，人体脏腑虽各司其职，却相互联系紧密。在医疗实践中，古代医家通过反复观察，从病理现象推断生理功能，如耳鸣、听觉不灵敏的疾病，从肾论治往往有效，从而得出“肾开窍于耳”的结论。此外，阴阳五行学说对医学领域的影响深远，对藏象学说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脏腑及其他器官的属性、功能及其相互关系，均可通过阴阳理论进行概括。为了更深入地阐述五脏六腑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，五行学说被运用来解释，既将五行与五脏相联系，又以五行生克规律阐释脏腑间的生化制约，保持其平衡运动。这使得藏象学说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。

在《内经》的基石之上，《难经》对脏腑的形态与功能有了更深的理解，率先提出“左肾右命门”的见解，推动了后世对命门认识的深入与讨论。《中藏经》以脉证为核心，详述五脏六腑的寒热虚实，判断病候的顺逆，构建了完整的脏腑辨证体系。唐代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记载了五脏六腑的尺寸、容量等，将五脏与五行相联系，阐释了脏腑与自然界的整体关系。针对杂病，则以五脏为纲，分门别类阐述病证及治疗方药。宋代儿科专家钱乙，以五脏为纲，结合五腑、五官、五志进行辨证，指出五脏发病特点，并归纳常见症状，用药独具匠心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金代张元素，以脏腑的寒热虚实分析病机，辨证治疗，提出常用方药，对脏腑辨证贡献巨大。金元医家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、百病之源的观点，强调脾胃在发病中的关键作用，用药注重补中升阳。清代叶天士提出养胃阴的理论和方剂，丰富了李东垣的内伤脾胃学说。王清任则强调医者应先明脏腑，亲自解剖尸体，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，如否定“心主思”的观点，认为“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”。这种实践精神尤为珍贵。历经历代医家的探索与实践，藏象学说逐渐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。

首先，古代解剖学的智慧是基础，如《灵枢·经水》所述：“八尺之躯，皮肉之厚薄，生死之解剖，脏腑之坚脆，大小之别，谷量之多少，脉象之长短，血液之清浊，皆有其定数。”其次，对人体生理、病理的长期观察揭示了如感冒等疾病与皮肤、鼻窍、肺之间的紧密联系。再者，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，如“肾主骨”理论，便源于对补肾药物加速骨折愈合作用的总结。

藏象学说，作为一门独特的生理病理学理论，其核心不仅在于解剖学的脏腑概念，更深刻地揭示了人体各系统在生理与病理层面的内涵。诸如心、肺、脾、肝、肾等脏腑，虽与解剖学名称相吻合，但在生理与病理的解读上，却有着细微的差别。通常而言，中医藏象学说中某一脏腑的生理功能，可能涵盖了现代解剖生理学中多个脏器的功能；反之，现代解剖生理学中某一脏器的功能，也可能在藏象学说的多个脏腑功能中有所体现。

藏象理论以脏腑为核心，脏腑泛指人体内脏之总称。依据脏腑的生理功能特性，可划分为脏、腑、奇恒之脏三大类：肝心脾肺肾统称五脏；胆、胃、小肠、大肠、膀胱、三焦合称六腑；奇恒之腑包括脑、髓、骨、脉、胆、女子胞。

五脏同具化生与储藏精气的生理功能，六腑则主要负责受纳与转化水谷。脏病常表现为虚证，而腑病多见实证；实证之脏可通过泻其腑来调理，腑虚之体则宜补其脏以平衡。

近代简史表

· 序幕

1994年，肖烈钢发表《试论藏象学说中的五脏系统特性》一文，发表于《陕西中医》第15卷第5期，页码211-213。文中系统性地阐述了藏象学说中五脏系统的整体性、联系性、有序性和自主性，揭示了其与现代系统论的一致性，同时亦凸显了其独特之处。

· 革命

藏象五系统，包括心、肝、肺、脾、肾五大系统；分形藏象五系统，亦涵盖上述五大系统。

1999年，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》发表了对藏象分形五系统的新英译[J]，涵盖心、肝、肺、脾、肾五大系统，突破传统五脏六腑的局限，拓展了藏象五系统的认知边界。

1999年，《中医分形集》与《数理医药学杂志》同期发表。

· 拓展

2002年，由广州中医药大学邓中炎教授主编、邓铁涛教授主审的《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现代研究：基础与临床》一书问世。书中详细阐述了藏象心系统、肝系统、肺系统以及脑系统等内容。